袁毅平谈《东方红》这幅作品的创作过程
     《东方红》创作于1961年，时隔近40年，今天来回忆和追溯当年地创作情况，倒也有点意思。不过，我不想单纯地谈它地创作经过，而是想结合创作过程，着重谈谈它的“意象经营”问题。
“意象”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理论家尚在探讨，由于各人的立论和侧重点不同，的融汇与体现。这也就是所谓“化景物为情思”、“变实景为虚境”。这时候，客观物象已是经过作者改造过的心灵化的艺术意象了（即创造的尚在头脑里的艺术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摄影虽然由于工具（科技）特性，具有精确、逼真的再现客观景物的写实能力，所以一向被认为是一种重于“再现”的艺术，而且它在创作上受到各种各样的局限，在营构艺术意象上也不像其他艺术创造那么自由。但我想既然作为艺术创作（指“摄影艺术”），也有相通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而且应该遵循艺术创作的共同规律。也就是说，在摄影创作的过程中也可以进行艺术意象的创造。我现在回想起《东方红》的创作实况，虽然我当时对“意象”这个概念的认识还不是十分的清晰，但由于它是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所以在深化主题的构思过程中，从生活和艺术的关系，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以及情和景的关系这样的角度，实际上已经揉进了意象营构的因素，确切的讲，是进行了艺术意象的经营。
《东方红》从立意、构思、酝酿和深化主题，直到拍摄完成将艺术意象物化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大约延续了两年的时间，其中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如前所说，开始（实际上是平时），我曾想拍摄一幅壮观的日出照片。因为每当我看到绚丽灿烂的日出景象时，心情总是激动万分，为此也费掉了不少胶片。比如泰山日出、东海日出、北戴河日出以及其他地方的日出，拍了不少。虽然其中有的照片还比较美，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祖国山河的壮丽景色，但总感到缺乏新的意境。所以一直在观察与思考着如何把日出照片拍得更有思想深度、更有新意。与此同时，我也在酝酿着拍摄一幅比较有新意的天安门照片。因为天安门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新中国的象征，全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向往着天安门，几乎年年、月月、日日如此。当我看到矗立在晨曦中巍峨的天安门，看到隐现在晨雾妙境中的天安门，看到在朝阳照耀下琉璃瓦上金光灿灿的天安门，看到宫灯高悬、红旗招展的天安门以及节日夜晚灯火辉煌的天安门……我总抑制不住心头的激荡，产生一种所谓的“创作冲动”，为此也一次一次地按下快门。但是，中外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拍摄过天安门的照片何止千万，其中已有不少美好的镜头。尽管我在变幻拍摄角度，选择不同光线，等候不同气象等方面下了不少工夫，但都未能脱旧出新。因此，我一直耿耿于怀，探索着如何把天安门拍得新颖独创，具有较深意境。
为此，我常常冥思苦想而不得其法，但这个“幽灵”总在我脑际转悠，驱而不散。创作灵感往往是不期而至的，一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开始曲之前，反复响起了“东方红，太阳升”的清脆悦耳的乐曲声（其实那时候每天都播放这段乐曲，只是我平日没有引起特别注意）。音乐艺术打开了我的心扉，一种艺术通感给了我莫大的启示，使我获得了拍好天安门照片的新机，这时我心中突然领悟，豁然开朗，刹时间我联想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的那个光辉的日子，我似乎听到了那天在天安门上响起的“东方红”的雄壮乐曲，也似乎听到了毛主席在这座新生的古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宏亮声音。想象的翅膀一下展开了，在我的眼前仿佛呈现了一轮红日透过漫天的彩霞，在庄严肃穆的天安门的东方冉冉升起这样一幅壮丽的画面。这时候，“日出”和“天安门”这两个平素毫无关联的景象联系在一起了，它们已不再是原形态的客观物象，而是成为我心中的太阳和心中的天安门了，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融合了我的心意，已经被“意象化” 了，而且这两个原本是分散的、单一的意象，在我的头脑里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鲜明的艺术意象了，这是一个多么富有时代特征的意象！我简直激动得忘乎所以，心想灵感啊灵感，众里寻她千百度，你却蓦地显现在“东方红”的乐曲中。
上面说的是《东方红》这幅作品酝酿和深化主题的构思过程，或者说是它的艺术意象的生成过程，实际也是进行意象经营的深化过程。当然，要把头脑里的艺术意象物化为作品画面上的艺术形象，还必须有相应的艺术语言和表现形式，否则 “言不尽意”仍是要落空。而真正能“尽意”的语言和形式，它来自生活，来自现场。何况，由“纪实”特性所决定的摄影，作者不到现场就拍不到被摄对象；即使头脑里已经营构了新颖和深邃的意象，也必须借助现实中的实际景物才能表现出来，也即所谓“以实显虚”。因此，自从《东方红》明确了主题，产生了意象以后，我经常的，甚至可以说频繁地—在日出以前赶到天安门进行现场观察，观察周围的环境，拍摄的位置，日出的方位，最重要的是观察各个季节和各种气象对现场气氛的变幻和影响，观察在不同气象影响下不同的日出景象。同时，在观察过程中反复进行试拍，以观其画面的效果。另一方面，根据观察的情况，我静下心来思考采用什么样的艺术手法和画面形式，才能更有效的、最大程度地体现作品的艺术意象和揭示作品的主题意蕴。为此，我采用了象征和比喻的手法，因为这幅未来作品的意蕴，如果用文字来表达，那么我大体上要说的是：我们伟大的文明古国和中华民族，长期经历磨难，今天终于依靠党和人民的力量，打烂了一个贫穷落后和黑暗的旧世界，正在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建设一个文明强盛的新世界；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显示着它光辉灿烂的锦绣前程……像这样比较抽象的内涵，一般是很难用摄影这样的视觉艺术在一个单幅画面里形象的表达出来的，只有用象征和比喻的手法才能胜任。这样可以状眼前之景物，表丰富、深远之意境，从而使作品含蓄蕴藉，以激发观赏者的想象和联想，领悟画面以外更多更深的东西，进行再创造。
至于画面形式和色彩表现等也是个很费心的问题，绝对不能忽视它的能动作用。因为它对未来作品中艺术意象的物化，艺术形象的表现，艺术意境的创造，也都起着成败优关的重要作用。所以我在上述主题内涵和艺术手法基本确定以后，着意思索地是，根据主体和形象地需要，哪些必须变现，哪些必须排除，尽可能地做到单纯而丰富，言简而意赅。我首先在“红”字上考虑。因为只有“红”才能有效地体现作品的主题。所以决定用彩色胶片拍摄。但因日出时色温较低，红光多，如用日光型彩色片拍摄，势必漫天都红，反而显得单调。所以我改用灯光型彩色片拍摄，这样色调冷些，才能以蔚蓝色的天空，衬托出金红的朝霞、交织成一幅五彩缤纷的画面，浓浓地渲染作品的主体和意境（可惜现在底片上兰色已褪）。
我也曾考虑到是否利用路旁的松枝作为背景，以增加画面的寓言性和装饰美。但看了试拍的样片后，感到画面虽美，但有损主题。因为“东方红”这一主题，天空应该是辽阔舒缓，气势宏伟的，如以松枝作为前景，反有压抑之感，因而决定“割爱”。
此外，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上每隔一天轮流在清晨洒水，我看到倒影里的天安门日出景象很美，也禁不住摄入镜头，当洗出照片一看，画面倒也新鲜别致，但天安门却像泡在水里，同样有损作品主题的严肃性，所以，这一方案也放弃了。
在主题、形象、艺术手法、画面形式构成基本确定下来后，就万事俱备，只等彩霞了。我知道，尽管这幅未来作品的艺术形象已经历历如绘地在我的眼前浮现，但如果不借助于瑰丽的漫天彩霞来烘托，渲染，而光是拍摄一个太阳空荡荡地在天安门东方升起，也许也可以命题为“东方红”，但那只能是一种概念化的图解，就毫无感染力可言，连我自己都不能感动，怎能去叩动别人的心弦？所以我一边摸索气象的大体规律，一边就耐心等待理想的彩霞出现，稍有兆头，我就赶到天安门，但往往高兴而去，扫兴而归。第一年是观察和试拍阶段，第二年又没有等到理想的彩霞，到第三年的八月下旬，终于感动了“上帝”，一天清晨，看到东方彩霞云集，立即骑车赶到天安门，只见一簇簇勾着金边的彩霞徐徐上升，一时间布满了大半个天空。不一会儿，诺大一个红彤彤的太阳，在东方灿烂的霞丛里冉冉升起，好一幅气势磅礴的瑰丽画卷！我弄不清自己是在神话般的幻境中还是现实生活里，好容易控制住激动的感情，制止住颤抖的手指，连连按下了快门。真是天公作美，圆了我拍好《东方红》的美梦。
作品发表以后，一些评论者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评论，但他们都一致认为《东方红》具有比较深远的意境。我想这和创作过程中的构思与想象，尤其是和意象经营密不可分的。因为意象是意境的构成因素，或者说意象是构成作品意境的基础。意象和意境这两个概念既相通又相异，意境产生于意象而又超越于意象，它是意象组合的一种综合效应，所以意境的内涵要比意象的含义更丰富、更深远，但尽管如此，意境的创造是离不开意象经营这一基础的。所以，如果说评论者肯定《东方红》具有一定的意境，这就说明了艺术摄影创作中意象经营的重要性了。